1955年底，中央决定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高级战俘集中管理，功德林，即北京战犯管理所成为了收押级别最高的一处。只有原国民党军队将级以上的军官、省主席一级的文官才能到功德林接受学习、劳动、生活的管理，待遇较之前提高许多。
用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沈醉的话来说，“这等于过去中了举人后，选送太学学习差不多”，引得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直到中共干部出面表态，称这些人“改造”的时间比一般人长，所以待遇要高一些，才没人继续闹了。
沈醉
原国民党中央委员、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是在1956年1月20日左右，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押送至功德林。
他来了之后，公认的“一号战犯”、原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杜聿明和原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王耀武也都多给他三分面子。
这不仅是因为他是川军元老、陆军上将，资历确实在他们之上，还因为他的脾气实在不好。沈醉也曾表示，轻易不愿招惹他。
王陵基1886年出生在四川乐山的一个地主家庭，17岁考入四川武备学堂，19岁赴日本考察军事，20岁即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被委任为军事部部长。因他1908年曾在四川省陆军速成学堂担任副官，后来四川的军阀刘湘、杨森等都尊称他为“老师”。
王陵基
王陵基为了权力和地盘，先是为袁世凯称帝卖命，后又竭力辅佐刘湘。1938年刘湘病逝后，他接受了蒋介石的招揽，长期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1950年2月，王陵基在第三次逃窜时于江安被捕。初到白公馆看守所时，因对蒋介石仍抱有幻想，也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相信，他既不肯服罪，又畏罪惧死，干脆色厉内荏地奚落起中共公安机关年轻的预审员，称其是“童子部队”，并在被提审时反过来质问：“我是上将、省主席，你是哪一级政府官员？”
王陵基大为收敛，还是在1951年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广泛开展之后。当时白公馆看守所暂停在押案犯看报，王陵基等战犯也都背上了等待公审处死的思想包裹。
有了这一差点被枪毙的境遇，1956年1月，当重庆战犯管理机构组建成立，王陵基从重庆被押送至北京功德林时，心里只有庆幸。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他还对毛主席像深鞠一躬。
功德林内，国民党内部原本复杂的派系斗争并没有消弭。正规军人蔑视特务分子，嫡系将领瞧不起杂牌将军，文官和武官之间的成见也依旧很深。但按管理处规定，他们之间一律改称“同学”，选举产生“学习委员会”并下设13个学习小组，每组设组长、副组长若干，有这一套体系运转，谁也不敢闹得太过分。
王陵基倚仗自己的资历和职务，固然有些傲气，却因不懂生活常识，也要求助于人。沈醉回忆，王陵基多年受勤务兵照顾，不会挤牙膏，一挤就是一长条，但功德林的牙膏是定量供应的，王陵基浪费了那么多又没得添，当月就没怎么用牙膏，后来逢人就问：“挤出来的牙膏怎么收回去？”
刮胡子时，王陵基也会把自己刮得满脸是血，后来还是杜聿明看不下去，干脆每天都帮他刮。王陵基也自认是前辈，竟心安理得地一直接受杜聿明的“服务”。
王陵基还很爱“认同年”，最常说自己和蒋介石“同年”，一是为强调自己的年龄和资历，二也是暗含一种对蒋的看法。
他最常提起的就是自己曾扇蒋介石巴掌的事迹。当时还是民国初年，他从日本留学归来投靠北洋军阀，当上了川军第15师师长兼重庆镇守将，在任上大捞一把后就迫不及待跑到上海，泡起了“长三堂子”，正好和正在上海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一飞冲天的蒋介石看上了同一个“女校书”。
两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王陵基后来常把“他硬要和我抢女人，我就扇了他一个巴掌”的话挂在嘴边，很是得意。
面向这样脾性的王陵基，杜聿明、王耀武、沈醉等同关押在功德林的原国民党战犯都轻易不会招惹他。相反，看在他资历高且年纪大的份上，还会把一些较为轻松的活计分给他。
王陵基的改造进度相对较慢配资公司10大排名，和杜聿明、王耀武1959年、沈醉1960年获得特赦不同，他直到1964年才获得特赦，成为一名普通公民。不幸的是，出狱3年，他就因病去世，终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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